盖茨夫妇发布第十封年信 解惑公益行业十大疑问

2018-02-13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今日(2月13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发布2018年度公开信。

自2009年全职担任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以来,比尔·盖茨每年都选择在年初发布亲笔年信,至今已是第十个年头。从2014年开始,其同为基金会联席主席的夫人梅琳达·盖茨也一同加入年信的写作。

十年间,盖茨基金会年信均围绕基金会在全球健康、农业和美国本土教育领域的最新进展展开,纠正人们在上述领域的错误观点、鼓励创新,并以“乐天行动派”的身份呼吁读者以乐观的心态和积极的行动改变未来。

近几年,盖茨基金会的年信在形式上不断突破,除了加入视频、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外,还试图让年信不拘泥于“书信”这一格式,吸引不同群体属性的读者。

今年,为了纪念年信的第十度发布,盖茨夫妇挑选了十道来自外界的“刁钻”提问,共同作答,希望读者“在看完年信后能变得同样乐观”。

《公益时报》记者于第一时间获取了年信,并与比尔·盖茨以电话会议的方式进行了访问。显然,盖茨夫妇与盖茨基金会对“最终入围”的十个问题进行了精心考量,使其看上去是对盖茨夫妇的发问,但却代表了社会大众对于慈善、慈善家乃至整个公益行业的疑惑。

盖茨夫妇对这些疑惑的作答,不仅扫除公众心中的疑问,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不少慈善家和公益机构指明了方向。

Q1:你们为什么不在美国境内投入更多?

A: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理应承受苦难。因此,我们不会基于苦难来分配资源,而是通过评估我们避免苦难的能力,考虑我们的投入在哪里能产生最大的价值,来指导我们的资源分配。

在我国,不少中国公益机构和慈善家的海外公益行动也时常伴随着国内的不解……然而,公益本是善意的表达,理应放诸四海皆准;其次,正如盖茨夫妇的“投资回报理论”,让有限的资源产生最大的社会价值,这也是公益事业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再次,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去”也是国家软实力的最佳体现。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理事长黄浩明就曾评论道:“中国有话语权、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少,与中国作为经济和外交大国的地位不相匹配。”

Q2:你们花在美国教育上的数十亿美元取得了什么效果?

A:投资美国教育是因为我们相信教育可以帮助国家和个人通向更好的未来。我们的方法是实践教育领域的创新想法,如果证明成功就鼓励政府去拓展。过去我们尝试了不同的方法,有些颇有成效,但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我们也在不断学习和反思。

公益机构与企业、政府的最大不同之一就是往往要承担政府和企业不能也不愿承担的风险,通过反复实践摸索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路径。纵观国内公益机构,创新性有限,项目求稳居多,虽然这其中有资金有限、外部压力等因素,但“试错”是公益机构的使命之一,一味追求短期的影响力会让公益机构失去存在的价值。北京永真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周惟彦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曾说:“相比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本就应该发挥创新的功能,承担更多的风险,勇于超前的尝试和实验。”

Q3:你们为什么不投资于对抗气候变化?

A:这是可以依靠市场来解决的问题。基金会的工作专注于利用农业的创新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群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和即将带来的种种挑战,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和饥饿。

在这一问题上,盖茨夫妇再次阐明了基金会的职责——专注于市场和政府不能解决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小云助贫中心发起人李小云曾表示,公益就是要弥补政府和市场的缺陷。类似对抗气候变化的全球性问题,政府和市场应是主力军,前者应资助基础研究并制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激励措施,后者应将前者资助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而公益机构在其中的作用则是以创新手段帮助已经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贫困人群摆脱困境。

Q4:你们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的文化之上吗?

A:认为自己比受资助者懂的更多的心态会让慈善家们的工作成效大打折扣。我们通过资助当地最具专业经验的合作伙伴来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并确保实施者有最大空间发挥他们的潜力和专长。我们无意于为他人做出选择,而是致力于让人们有知识和能力来为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

比尔·盖茨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讨论,即公益机构是否真正了解受助者的需求?梅琳达也表示,从盖茨基金会多年的经验来看,站在受助人角度上倾听和理解他们的需求,不仅仅是在价值观上体现对受助人的尊重,更能够让公益项目取得更大成效。玛丽斯特普中国项目主管王龙玺就曾指出:“我们时常会看到目标人群在‘救助’过程中主体性的缺失,弱势群体只能被动接受安排——非残障群体决定着残障群体的事务,成年人决定着青少年的事务,男人决定着女人的事务。”这意味着,许多公益项目从设计上只从捐赠人的动机出发,没有挖掘受助人的真正需求,其承担解决社会问题的使命也便无从谈起。

Q5:挽救儿童生命会导致人口过剩吗?

A:历史数据告诉我们,儿童死亡率增高时,出生率也会增高。而当更多孩子能够生存,父母就会倾向于少生孩子。

公益机构经常会遭受意想不到的非议,盖茨夫妇用这个问题的答案完美地回应了质疑,也说明了一个公益项目背后所需的严密逻辑和它能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已故知名统计学家汉斯·罗斯林教授的研究成果显示,当有足够多的儿童能活过5岁,并且母亲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生育和何时生育的时候,人口数量便不会上涨,反而下降。在人类历史上,多个国家都先后验证了这个趋势。而当一个国家有足够多的儿童活下来,就会出现这一代人的数量相对庞大,家庭们就会主动控制下一代的人口数量。最终,这个国家就会拥有一批相对充足的劳动力发展经济,而受抚养者相对较少(年长和年幼人群),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机,这也正是经济学家口中所说的“人口红利”。

Q6:特朗普总统的政策对基金会的工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A:最大的影响是提议在对外援助上的大幅削减,更广义地说,“美国优先”的世界观让我(比尔·盖茨)感到担忧。我认为,历史已经证明,相比起退出国际事务,与世界紧密衔接更能让每个人受益,包括美国人自己。对于每届政府的政策,我们都有认同和不认同之处,但我们仍需要与政府合作,取得尽可能多的政策性支持,以保障全球最贫困人群的利益。

非政府组织,作为介于政府与公众之间的重要力量,具备着一项重要功能——反映公众的利益需求,为政府有关部门公共决策提供参考和咨询,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在我国,此前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较多的为环保领域的社会组织。而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中心向基层下移”,强调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这为广大的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创造了有利条件。

Q7:你们为什么要和企业合作?

A:健康和农业领域的创新使世界上富裕地区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我们认为穷困人群也应同样从其中受益。这些创新往往来自于私营部门,但企业的投资需要回报,这意味着他们为全球最贫困人群解决问题的动力很小。我们试图改变这个局面,鼓励企业聚焦一部分知识和技术在贫困人群的问题上,但与此同时不会一直亏本。

公益与商业的结合是时下国内公益领域讨论的热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这些在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看来,都是商业向“左”的靠拢。而盖茨基金会的做法则是让私营部门看到在贫困人群市场获取利润的可能,以使企业针对社会问题研发创新,并转化为市场产品。

Q8:你们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公平吗?

A:我们的确拥有很多财富,也的确可以利用这些财富影响很多决定。我们希望不遗余力地发挥影响力,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世界变得更加公平。

慈善在某种意义上是企业家对于自身财富和影响力的理解和智慧。盖茨基金会的最大捐赠人、“股神”巴菲特就曾这样说道:“慈善已经不仅仅是慈善,也是财富管理的方法。”2016年7月,《福布斯》一篇文章认为,中西方慈善鸿沟或源自企业家对待财富的态度存在巨大差异。“西方大多数企业家自认是财富的管理者,而中国企业家将自己视为财富的主人或所有者。中国企业家需重新思考对待财富的理念,还需要发展家族慈善文化。”

Q9:你们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如何处理?

A: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在大事上方向一致,在战术上偶有分歧,也总会关起门来讨论和解决这些分歧。我们互相欣赏和尊重对方的兴趣和能力,发现和学习对方的优点。无论在家庭还是工作上,我们都是很好的伙伴。

作为公益机构的领导层,拥有高度一致的价值观和使命感是毋容置疑的。但随着机构和外部环境的发展和变化,公益机构应该定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战略规划,制定具体的实现策略。在这其中,理事会应该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正如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评价中国基金会这一类机构时所说,其理事会工作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Q10:你们为什么捐出自己的财富?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A:首先,我们所做的工作很有意义。我们从小生长的家庭教育我们要回报社会,这是我们的责任。其次,我们从这份工作中学习新知,乐此不疲。

这最后一问仍然是对富人阶层财富观的拷问,也应该是每一个以慈善之名参与社会事务的财富拥有者时刻铭记在心的问题。也许梅琳达·盖茨的回答更能让我们一窥盖茨夫妇的内心世界:“我们各自生长的家庭都怀着这样的信念,要让世界变得比你发现它时更美好。也许20年前我们会对财富做出不同的选择,但我们如果选择了另一种生活的话,我们也不会成为现在的我们。这正是我们当初希望成为的样子。”

(文中所有作答节选自盖茨夫妇2018年信)


第11个问题,以及更多……
 

显然,盖茨夫妇回答的十个问题仍不能满足我们的胃口。《公益时报》特此挑选了比尔·盖茨本人对更多具体问题的作答,尤其是涉及中国的部分,以飨读者。

Q:特朗普政府提案减少美国对外援助的预算,并威胁未来将更加大幅削减预算。如果你个人有机会来说服特朗普总统,你会如何说服他?

A:好消息是国会决定维持这笔预算,目前维持在每年300亿美元左右。即使对外援助预算被削减,也不意味着基金会与合作伙伴开展的关键项目会缩减,不仅是与美国政府合作的项目,还有与其他很多国家政府的合作,包括与中国政府合作提高健康水平的项目。我仅仅见过特朗普两次,在两次会面中都谈到了我对对外援助的看法,包括为什么对外援助不止对世界有利,对美国本身也是有利的。

Q:中国在推动全球消除贫困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也承诺2020年之前在中国消除极端贫困。但是现在中国仍然还有4300万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当中,你如何看待中国取得的进展?

A:中国政府设定了消除极端贫困的宏伟目标,我们也和政府探讨如何帮助中国实现这一目标。就我所知,中国的目标不仅仅是消除极端贫困,而且要实现更加广义的平等,所以需要考虑把健康、居住条件、食品等所有问题综合考虑进去,并开发适当的模式。中国的成功模式也将为其他国家和政府提供有益的借鉴。中国对实现平等作出了坚定的承诺,这成为政府开展所有工作的基石,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会。当然,消除极端贫困只是一个开始,今后我们还要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因此需要更加创新的政策。

Q:你一直强调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为什么基金会不在中国投入更多的资金?

A:盖茨基金会迄今在中国投入了数亿美元,包括资助科研,开展艾滋病防治、结核病防治和烟草控制等方面的项目。但没错,我们在印度和非洲投入的资金更多,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印度和非洲的健康挑战比中国严峻得多。非洲很多国家的儿童死亡率是中国的10倍以上。我们对于我们在中国的工作以及与中国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感到非常自豪,单在结核病防控一个方面我们就取得了十分瞩目的成绩。我们也希望推动其他方面取得更多进展,这些不仅对中国,对其他国家也将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

Q:你十分擅长说服富豪们加入“捐赠誓言”的行列,而且名单当中已经有三位中国富豪的名字,但他们不是中国最有钱的富豪。有哪些原因阻碍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

A:做慈善当然还是一个自愿的决定。不得不承认,和其他国家相比,我迄今在动员美国成功人士方面做得更好一些。因此,每次来到中国,我都期待在正式访问之外慈善能持续成为我的一个重要讨论话题。我还和中国的慈善家们联合创办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旨在探讨中国慈善行业的最佳实践和特点。

政府可以出台政策让慈善变得更有吸引力,例如简化慈善机构登记流程,出台税收优惠政策等。因此,对于政府感兴趣的一些领域,我们也分享了基金会在其他国家的做法。我对中国的慈善行业发展非常乐观,相信中国很多成功人士会选择捐出他们的财富。我会努力与更多人开展对话,也会争取做得更好。

(以上问题和回答均整理自与比尔·盖茨的电话会议)

 

十封年信回顾

2009年

2007年4月18日,比尔·盖茨在北京朝阳区疾控中心考察艾滋病防控工作

盖茨首次亲自向世界展示基金会在全球范围内降低儿童死亡率,提高农业产量,消除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艾滋病和疟疾等顽疾以及在美国国内提高教育水平的尝试和进展。盖茨本人阐述了基金会相比于政府和企业的独特之处和其在扶贫、卫生和教育等领域的不可替代性。面对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盖茨坚定地表示,基金会将会加大支出,并鼓励慈善界应以乐观的心态应对短期的资金困难。

2010年

2009年,比尔·盖茨在尼日利亚索科托的一家埃多族诊所帮助一名儿童服用脊髓灰质炎口服滴剂

盖茨回顾了他全职投入基金会联席主席工作的经历,列举了基金会多年来在降低儿童死亡率、提高农业产量和提高教育水平的创新实践和其收效,强调“创新”对于改变未来的重要意义。盖茨还在信的结尾指出了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的重要性,对部分国家在金融危机面前有可能做出削减对外援助的举动表示担忧。

2011年

“捐赠誓言”的最初三位发起人

虽然发达国家削减对外援助仍然是系在盖茨心头的最大担忧,但他一如既往地从基金会的项目进展中看到了未来的希望。盖茨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展示了基金会在对抗脊髓灰质炎上的不懈努力(主要通过疫苗接种)和硕果累累,他认为如今到了一举彻底消灭这项至少困扰了人类5000年之久疾病的关键时刻。盖茨公布了他与“股神”沃伦·巴菲特共同发起的“捐赠誓言”(The Giving Pledge)在半年时间内成功发动了58位富豪承诺将捐出个人一半以上的财产用于慈善事业,并特地提到了2010年底与中国慈善家群体的会面。

2012年

2010年5月12日,比尔·盖茨在印度比哈尔邦卡加里亚县奥拉里乡与一名村民交谈

盖茨再次强调了“创新”对于农业、全球卫生和教育的重要性,并且指出,基金会的任务还在于要将通过创新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进行广泛传播,以获得更多的资助。在这封年信中,盖茨还首次提出了自主计划生育对于贫困地区家庭的重要性。在信的结尾,盖茨再次传递了他本人对未来保持积极乐观的原因,并呼吁社会继续对创新进行投资。

2013年

2012年,比尔·盖茨在埃塞俄比亚Dalocha地区的一家卫生站查看记录农村卫生医疗进展的图表

盖茨首次将重点放在了“注重结果考量”及其产生的神奇力量。受商业机构成功的启发,盖茨提出一套“成功法则”:量化目标-选择策略-考量结果-调整策略-实现目标。盖茨认为,这不仅仅是商业机构成功的秘诀,致力于扶贫帮困解决社会问题的非营利机构同样应遵循这一法则。此外,盖茨还呼吁读者通过社会化媒体,与自己就下个15年人类发展的新目标展开对话。

2014年:《粉碎三个妨碍全球发展的错误观念》

2011年,盖茨夫妇在印度比哈尔邦的Jamsaut村

同样作为基金会联席主席,梅琳达·盖茨首次与丈夫一道共同发布年信。二人分别驳斥了“贫困国家注定永远贫困”、“对外援助是巨大浪费”和“挽救生命导致人口过剩”这三个错误观念,呼吁人们一起在全世界建立一个新的信念­——所有生命价值平等。

2015年:《我们对未来的大赌注》

2011年,盖茨夫妇在坦桑尼亚马平甲市的一家药房与一名护士交谈

在第七封年信里,盖茨夫妇提出他们对未来15年的“赌注”:贫穷国家人民生活的改善速度及幅度将会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和其他任何国家,这些改善将主要出现在健康、农业、银行和教育等方面,同时表示:“为了赢得这场赌局,我们投入信誉、时间和金钱,并且邀请其他伙伴加入我们的行列。”

2016年:《如果你能拥有一种超能力,你希望是什么?》

在2016年的年信中,盖茨夫妇别出心裁地分享了他们最想拥有的超能力:比尔·盖茨呼吁为穷人提供“更多能源”,梅琳达·盖茨则想为女性创造“更多时间”。盖茨夫妇表示,过去20年中,他们一直被改变他人生命的力量所鼓舞,也因此相信最贫穷人群的生活将在未来得到大幅改变,他们希望这样的经历也能改变每一位年信读者。

2017年:《沃伦·巴菲特的最佳投资》

这一年年信的风格又大不同以往。在沃伦·巴菲特向盖茨基金会承诺捐赠300亿美元十周年后,盖茨夫妇以这样一封年信向基金会最大的“投资人”巴菲特递交了一份“投资汇报”。盖茨夫妇以数字的形式提交了这份报告,并以特殊的数字“0”作为基金会对未来的展望,即实现零结核病、零艾滋病、零疟疾、贫困儿童与其他儿童之间的差距为零……此外,盖茨夫妇再次阐述基金会的自身定位——“乐天行动派”,指出乐观不是单纯地相信未来会自动变好,而是坚信可以通过行动来改变未来。

2018年:《我们常被问到的10个难题》

在今年的第十封年信中,盖茨夫妇对被常问到的10个难题做了坦率的回答,问题既涵盖个人、基金会,也包含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政策的看法。盖茨夫妇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让人们更加了解他们二人和基金会对于儿童、卫生、教育、气候、慈善等关乎全球健康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的看法,也希望人们能以同样积极乐观的态度改变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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